满门抄斩、株连九族，是封建法制的一大特征。一人犯法，全家遭殃，还有祸及学生和同情者的。九族，按《尚书·尧典》的解释，是从本人算起上至尊祖下至玄孙共九代人，即直系亲属。后来发展为包括异性亲属，解释为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二。
　　我的家乡宁海就出过一件被皇帝老儿灭了十族的惨案。被害的方孝儒是明初有名的大儒，被召做了建文皇帝的侍讲学士，相当于老师和“资政”。后来成了明成祖永乐皇帝的朱棣，当时只是朱元璋分封到燕地的诸侯王，因不满父亲朱元璋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侄子朱允文（建文帝），发起政变一直打到建康。发兵前，朱棣的谋士姚广孝交待说：城下之日，方孝儒是不会投降的，你不要杀他；杀了他，天下读书种子绝了。因此，建文皇帝死后，朱棣假惺惺对方孝儒说，先生不要自我折磨这样悲伤了，我是要学“周公辅成王”，帮助侄子做皇帝。谁知方根本不领情，说：“成王哪里去了？”朱说：“他自焚死了。”“为什么不立他的儿子？”“国家要有能力的人掌管。”“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？”“这是我的家内事。”然后，朱棣叫左右拿笔墨，叫方孝儒为其起草诏书，利用方的影响力，要天下承认他的纂位是合法的。方边哭边骂说：“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！”并提笔疾书“燕贼纂位”！恼羞成怒的朱棣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：“你难道不怕灭九族吗？”迂夫子被刚烈冲昏了头脑，脱口而出：“便灭我十族又何妨？”残暴成性的朱棣满足了他的这句话，灭了方家的九族，又将其学生门徒收为一族斩尽杀绝。因此，我很小时就常听老人这样吓唬孩子：做事不转弯，充军带杀头。
　　我掉书袋翻这些历史，不是为了褒扬方先贤的舍生取义，也不是为了吸取他的教训趋炎附势。而是因为，“株连”这一封建法统的残余，在中国法律思想中极为根深蒂固；现在虽十分强调依法治国，但有的地方仍时不时地用这种方法进行社会管理。
　　罚当其罪，法不株连，是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。一个人犯了罪，法律只能对他本人进行惩罚；一个人违了法，行政机关只能对其本人进行处罚。方孝儒冲撞了纂位者，同他养在深闺的女儿何干？同他远在老家从不来往的亲属何干？残暴的封建旧法被现代社会逐步扬弃了，但其意识并未全部消失。在目前政策性的行政文件和行政行为中，株连性质的连带责任形式还时常可见。某些责任书中这样的内容就十分普遍。有的单位因为某一个人违反了某项行政规定，全单位的人被扣除了半年度奖金。
　　某省一中学在某年高考中有个别学生作弊，没有作弊的学生成绩也被宣布无效。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去检查一个非法的“法制学习班”，问被关在笼子里的老人为了什么关进来，他说是因为儿子赌博逃走了要他把儿子引回来。
　　《行政处罚法》起草时，写上了不株连原则。“行政处罚只适用于对违法行为负有责任的人，不得对无责任的亲属和其他人进行处罚。”但对未成年人违法的处罚中，又写上对监护人监护不力时，“也可以处罚其监护人”，这也是一种株连，在人大通过立法时这一条被删去了。现在的《刑法》和《行政处罚法》中，“不株连无辜”已经是十分明确的法治原则。最近，官员问责制正在推行，这无疑是很重要的执法为民、加强行政责任的好举措。但我们在处理一个干部时，一定要注意审查他同事件的责任连带关系，即事件同其法定职责有无因果关系。如果没有关系，就不能杀鸡吓猴。法无明文不为罪，法无明文不处罚，对照一下历史上的教训，对这些抽象的法律术语，我们一定要有新的感悟，并在制定政策和具体执法时身体力行。